湖州战“疫”不完全简史

古代痘衣法

宋·朱肱《类证活人书》

毛泽东《七律二首·送瘟神》   费俊康 

 

传染病是现在的叫法,传统史籍中通常将瘟疫称为“疫”“痢”“瘴疫”或“瘴疠”。而且通常指的是恶性的传染病,能致人死亡或留下终身残疾那种。主要有两大特点:一是影响人数众多,《说文》记载“疫,民皆疾也。”就是这个意思。二是短时间内,许多人得同一种病。清代正如雷丰《时疫论》给“疫”下的定义:“大概众人之病相似者, 皆可以疫名之。”从上面的定义也可看出,疫是传染病的通称,而不是单指某种疾病。现代医学发达,比如这次新冠病毒肺炎,科学家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了致病的元凶——一种新发现的冠状病毒,与寄生在蝙蝠体内的一种冠状病毒较近的亲缘关系。古代医学不发达,只能从病人的症状粗略地分辨究竟是何种疾病,毕竟望闻问切看不到病毒,想来此次新冠肺炎若在古代,当会记为“风寒”、“肺痨”之类吧。所以古书上记载的瘟疫,大都只记为“疫”、“大疫”。而致病的原因,更是千奇百怪。闵从隆在《怀陈编》就记载过一种“羊毛瘟”,明崇祯辛巳(1641年)流行于湖州一带,果品食物之中会忽然长出一根羊毛,人误食之即会病死。古人也常常把瘟疫当作上天的惩罚。冯梦龙在《智囊》中就讲过一个故事。明朝进士陈良谟,家在安吉某村。明武宗正德二年(1507年),安吉大旱,周围各乡颗粒无收,只有这个村子因为有水坝竟获得丰收。而且享受到了官府的因灾免租政策。第二年,又发生大水灾,各乡的禾苗全部被淹,这个村子又因为地势较高而免于受灾。同样的再一次享受免租待遇。而且廉价收购受灾各乡变卖的产业、器皿,获利三倍。于是村上无论大户小户,过日子象过年,天天喝酒吃肉。陈良谟对族人说:“我们村子将要大祸临头了”。族人问“为什么?”陈良谟说:“无福消受耳,我家与郁、张两家,根基稍厚,勉强可以度过,俞、费、芮、李四个小姓人家,恐怕没那么幸运了。”他的叔父、兄弟听后不以为然,也没往心里去。不久,村子里果然流行瘟疫,那四家的男男女女,几乎全都病死。

湖州地处江南富庶之地,唐末五代藩镇割据,征伐不断,一片兵荒马乱之中,受益于钱鏐保境安民的政策,湖州成为时人眼中的天堂,当时民谚曰“放尔生,放尔命,放尔湖州作百姓。”吸引大批人口来到湖州定居。至978年钱俶纳土归宋,共有户籍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,接近盛唐天宝时的户数。1127年靖康之变,大量北人涌入湖州。即使经历了南宋末年的战乱,元代戴表元还是感叹“人生只合住湖州”。 

然而,人口的聚集,却使瘟疫更容易传播。湖州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瘟疫。北宋咸平元年(998年),旱,大饥,民疫死。南宋隆兴二年(1164年),七月大水,八月大风,饥民疫者尤众。南宋淳熙十四年(1187年),春疫。南宋庆元二年(1196年),九月久雨大疫。绍定元年(1228年)春,大疫。明永乐十一年(1413年)疫。明弘治四年(1491年)大水,民疫。明弘治五年(1492年)大水,岁荒,民疫。明正德四年(1509年)大水,民疫。明正德五年(1510年)大水,民疫。明嘉靖四十五年(1566年)发生七次水灾,一次旱灾,继之而有“饥疫”。明万历十五年(1587年)水荒者无过,米贵,饿疫死者数十万,弃尸满道,河水皆腥,其祸最惨。明万历十六年(1588年)孝丰旱,蝗虫,大疫,饿殍载道,民食草木。明万历十七年(1589年)夏大旱,湖心龟裂,野无青草,饿殍载道,瘟疫死者无算。明崇祯十五年(1642年)大水,饥人相食,盗贼蜂起,大疫。明崇祯十七年(1644年)春大疫,民呕血缕即死。清康熙二年(1663年)五月,雪,大疫。清乾隆二十一年(1756年)春大疫。清乾降五十一年(1786年)春大疫。清道光元年(1821年)夏大疫。宣统年间(1909—1911年),孝丰麻疹、天花、疲疾等疾病流行,死亡累累。据以上不完全统计,从北宋至清末的大约900年间,湖州地区共发生大的瘟疫21次,平均大约43年就会有一次大的瘟疫,换句话说,平均一个正常寿命的人在一生中就会经历一次大的瘟疫。

从上面的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,古代瘟疫常常和气候灾害紧密相连。大水、大风、干旱等气象灾害往往导致饥荒,大量人畜尸体曝露野外,得不到及时处理,水源也受到污染,很容易造成瘟疫的流行。

在古代,瘟疫带来的后果往往是很惨烈的。《怀陈编》中讲到一个案例,明崇祯时湖州遭遇罕见饥荒,斗米四钱,百姓艰于存活,有顺寰公者准备举家迁往嘉兴,途中感染瘟疫,夫妻二人以及两个儿子全部死亡。作者闵从隆不禁哀恸:“呜呼,求生得死,灭及一门,真惨变也。”一场大的瘟疫过后,“万户萧疏鬼唱歌”,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带来地方人口的大量减少。如绍定元年(1228年)春的那场大疫,一屋子一屋子的死人,安吉尤甚,“户灭十五六”。瘟疫造成的死亡甚至远远大过战争。据王微《孝丰志稿》记载,同治元年、二年,瘟疫导致的“死者什八九……父老言:其死于兵戈者十之一,死于疫疠饥饿者十之九。”

从南北朝时期的姚菩提、姚僧垣、姚最祖孙三代,宋朝的王克明、刘焘,明代的凌云、陆岳、许兆祯,及至清代的陆以湉、董恂、俞樾、钮福宝等等等等,我们总能看到一代代湖州名医战斗在抗疫一线的身影。更有南齐竟陵王萧子良,在吴兴疫病流行时,开仓赈灾,在宅第北边建立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私立慈善医院,收治贫穷病患。清初湖州人胡美中假托峨嵋山人传授,发明人痘接种法,在人类战胜天花的征途中迈出一大步,是早期免疫学的重大成就。长兴人朱惠民推而广之,其由潘季驯作序的《博爱心鉴发明全书》被推崇为中国痘科医书之最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湖州疫病防治翻开新的篇章。湖属各县均设有防疫委员会,并在区乡建分支机构,培训骨干,组建专业队伍,初步建立起疫情报告网络。医疗部门贯彻“预防为主”的方针,建立经常性卫生制度,加强常见病、传染病防护,通过预防接种、计划免疫等措施,逐渐减少、控制和消灭了传染病的流行。1975年后,白喉绝迹。随着天花的消灭,1982年起,湖州全境不再种牛痘,小心胳膊上的痘疤暴露你的年龄。1988年,全市基本消灭疟疾。1989年,湖州市被国家卫生部评为全国丝虫病防治先进集体。2003年的“非典”,由于措施得当,湖州境内无疫情发生。

这一切成就,靠的就是毛泽东同志《七律二首·送瘟神》后记中写的三件法宝:党组织、科学家和人民群众。2020的春天,我们也正面临着一场瘟疫——新型冠状病毒。笔者感觉心里很踏实,因为我们的三件法宝比以往更加强大了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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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邱国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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